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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的春晚，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接到了演出邀请。

马老十分重视，专门为这次春晚准备了一个作品，名字叫《大乐特乐》；在万众瞩目和期待中，马三爷登台演出。

仍然是极具马派风格的相声，细腻自然，不着痕迹；马老晚年的表演已臻化境，大方松弛，节奏尺寸都是顶级，绝对一代宗师。

如果你是个资深相声爱好者，一定会觉得这是个经典作品；听的时候酣畅淋漓，想起来的时候回味无穷，越想越乐。

可惜的是，这个相声在晚会上的反响却很一般。

据少马爷（马老的儿子马志明先生）讲，老爷子坦言自己不适合这样的舞台；此后马老再也没有上过春晚，《大乐特乐》成了马三爷的春晚绝唱。

是马三立先生的相声没有市场了吗？还是马老的相声不符合当时的时代了？

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，一定会有自媒体炮制出“时代抛弃了马三爷，没跟他打招呼”的鸡汤雄文。

这还真不是。

16年后的2001年，马老告别舞台演出，天津人民体育馆爆满，周围交通都瘫了。

马老台上说了三个字“我值吗？”

全场起立欢呼，很多人一边鼓掌一边笑还一边掉眼泪；全国的相声爱好者和天津的老少爷们儿，是真的爱马三爷；他是相声界的丰碑和天津人民的图腾。

巧的是，作为新时代相声的代表人物——郭德纲，也有过类似遭遇。

剧场成名，又通过互联网传播发酵，在万千粉丝呼唤下，郭德纲于谦也终于登上了春晚的舞台；结果依然是反响平平，以前经常嘲讽电视相声不可乐的老郭，这次也感受了什么叫“不可乐”。

聪明的老郭，也再也没有上过春晚。

很多相声爱好者，喜欢把电视相声的不可乐归结为两大原因。

一是时长。

好的相声包袱需要铺平垫稳，情绪层层递进，电视相声普遍时间不够，因此难以达到好的效果。

二是体制。

这个看法是郭德纲倡导的，他把相声行业的没落归结为体制；体制内的人因为是吃财政饭的，领工资的，只需要对领导交差，不需要面对市场，所以就不管相声可乐不可乐了；由此导致业务荒废，还拉帮结派，打压异己。

这两个原因，并不能很好解释电视相声的没落。

你让电视台放一段45分钟相声试试，照样不会有好效果；播长相声，某些地方台曾经做过尝试，并不成功。

至于体制，虽然听起来刺激过瘾，但事实却是明摆着的；体制外的老郭也上过电视，照样不可乐；而相声最辉煌的时代，则是五六七八十年代的收音机时代，那时候都是体制内演员。

连马三立侯宝林这样的大师也在体制内，体制内培养出马季这样的大家，姜昆、冯巩这样的名家。

电视相声一定走向不可乐，电视一定会毁了相声；用市场学和传播学的眼光来看——这是常识。

“媒介即讯息”，是社会思想家、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最重要的理念。

技术决定了媒介形式，媒介形式决定了讯息内容——大白话：不一样的地长不一样的庄稼，一方的水土养一方的人。

媒介形式改变了，内容好坏的标准就发生了变化。好产品和坏产品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。

什么叫好相声？

可乐就叫好相声，不可乐就不是好相声——这是正确的废话。

场景不同导致感受不同，感受不同导致产品体验不同。

剧场的可乐相声，搬到电视上不一定好笑；电视上的经典，放到剧场不一定卖得出票。

不同的媒体形式，对产品的选择机制也是不一样的；剧场相声拼的是商演，拼的是愿意花钱听相声的人群内，人们愿意出多少钱买你的票。

所以衡量剧场相声好坏的第一要素是票价；这种形式下，马三爷是大师，是泰山北斗。

电视相声则是平台比拼，拼的是有多少人愿意在免费情况下听你的相声，，不摁遥控器不换台，面对的是所有观众。

所以衡量电视相声好坏的第一要素是收视率。

这种形式下，相声干不过小品，小品干不过真人秀，真人秀干不过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。

论卖票，赵本山肯定比不过马三立，但上春晚，十个马三爷也比不过一个赵本山，甚至不如岳云鹏。

剧场相声是价值思维，是品牌思维；电视相声是流量思维，是平台思维。

写过几篇批判“流量思维”的文章，接到了很多反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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